养老金融评论2025年第6期：构建资产型养老金体系，迎接银发经济新浪潮

引言：在变革中寻找确定性——中国养老金融的范式跃迁

2025年末，随着人口结构转型进入深化期与“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临近，中国养老金融领域的改革步入了系统性重构的关键阶段。这一进程不仅关乎数亿人晚年生活的福祉，更深刻影响着国家长期资本的供给、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宏观经济的韧性。本期的《养老金融评论》，作为清华五道口养老金融50人论坛的权威学术窗口，精准捕捉了这一历史性转折点的脉搏。从国家部委接连出台的《养老机构预收费存管工作指引》、个人养老金产品扩容至储蓄国债，到地方层面北京、江苏、广东、四川等地的精细化探索，政策的密集落地勾勒出行业从“规模扩张”转向“规范提质”的清晰轨迹。然而，更深层次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制度层面实现从依赖当期劳动人口的“负债型”体系，向依赖长期资产储备的“资产型”体系的根本性转变。本期论坛核心成员郑秉文、党俊武、黄涛、万群等专家的洞见，以及关于社保经办转型与基金风险防控的前沿研究，共同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应对长寿时代、建设金融强国的养老金融发展蓝图。

 

第一章：现实之困——负债型养老金体系的短板与转型紧迫性

1.1 “未富先老”下的财富储备鸿沟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在不到40年里几乎用遍了发达国家百年来的改革工具，但养老财富储备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严重不匹配的矛盾依然突出。发达国家养老资产储备普遍超过GDP的50%，甚至达到100%-200%，而我国这一比例尚不足15%。这一巨大差距，揭示了我国养老金体系深层的“负债型”特征：它过度依赖当期在职人员的缴费来支付当期退休者的养老金，形成巨大的隐性债务，并将人口结构变化（劳动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加）的压力直接转化为即期的财政支付压力。当“人口红利”逐渐消退，“负债型”体系的脆弱性便暴露无遗。

 

1.2 多支柱发展的“跛足”现状

理论上，缓解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压力的关键在于发展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然而，现实是第二支柱覆盖人群有限，第三支柱尚处起步阶段，整体积累规模远未形成有效支撑。郑秉文所言的“多支柱账户化、长期积累增值、跨期财富配置”的资产型体系核心特征，在我国尚未完全确立。这种结构性失衡，使得全社会应对老龄化的“财务缓冲垫”异常单薄，难以应对未来峰值支付的挑战，也限制了养老金作为长期资本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1.3 从“参数调整”到“模式变革”的必然选择

过往改革多集中于缴费率、替代率、退休年龄等“参数调整”，这如同在现有大厦上进行修补。面对人口负增长和深度老龄化的长期趋势，仅靠参数微调已难以为继。论坛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25》明确提出，必须推动养老金体系从“负债型”向“资产型”转变。这一转变的本质，是将养老保障的基石从“代际转移支付”转向“跨期个人储蓄与投资积累”，通过制度设计激励个人生命周期内的财富平滑，形成庞大的长期资产池。这不仅是应对支付危机的需要，更是将老龄化压力转化为资本红利、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抉择。

 

第二章：路径探索——构建资产型养老金体系的核心支柱

向资产型体系转型，是一场涉及制度设计、金融市场、财税政策和个人观念的全面改革。本期评论中的专家观点，勾勒出几条清晰的实施路径。

 

2.1 制度精细化与责任再平衡：政府、市场与个人的新契约

万群提出的“养老责任需由政府、市场与个人合理分担”是转型的基石。政府角色应从“大包大揽”的支付者，更多转向制度设计者、监管者和托底保障者。

 

第一支柱：关键在于夯实统筹层次，实现全国范围内基金的调剂与共济，并通过划转国资、投资运营等方式扩大储备，但其定位应清晰保持在“保基本”层面。

 

第二支柱：亟需通过税收优惠、简化经办等政策，大幅提升企业年金对中小企业和灵活就业者的覆盖面，使其真正成为中产阶级养老储备的中坚力量。

 

第三支柱：是转型成败的关键。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成功，依赖于极具吸引力的制度设计。财政部、人民银行将储蓄国债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范围，正是优化产品结构、满足稳健型需求的重要一步。未来，还需在缴费额度、投资范围、领取灵活性及税收优惠模式（如考虑从EET转向TEE）上进行更大力度的创新，并通过全社会的投资者教育，唤醒个人的养老储备意识。

 

2.2 金融市场与产品供给：为长期资金营造“友好生态”

资产型体系要求金融市场能够提供适合养老资金长期增值的丰富工具和稳定环境。

 

资产配置扩容：将储蓄国债纳入个人养老金，标志着监管层在丰富低波动、绝对收益类资产选项上的努力。未来，还应考虑稳步纳入更多类型的公募基金（如目标日期基金、养老FOF）、商业养老保险以及符合条件的基础设施REITs等，构建风险收益特征多元化的产品矩阵。

 

专业机构能力建设：正如黄涛结合“新国十条”所指出的，养老保险公司等专业机构必须走专业化道路。这包括强化资产负债管理能力，以匹配养老金负债的长期性；提升成本控制能力，降低管理费率；以及利用科技手段，通过智能投顾、个性化养老规划等数字化服务，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客户体验和参与度。

 

长期投资文化培育：引导养老金管理机构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念，减少短期市场波动干扰，成为资本市场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2.3 治理现代化与风险防控：筑牢体系安全的“防火墙”

本期【行业研究】的两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切入体系稳健运行的基础工程。

 

经办体系转型：《我国社会保险经办投入体制转型研究》提出从“财政预算制”转向“成本预算制”，这并非简单的会计变更，而是治理理念的升级。成本预算制强调根据服务量、复杂度和绩效目标配置资源，能更好适配社保数字化、全国一体化经办和精算化治理的需求，提升制度运行效率和可持续性。

 

风险防控强化：《完善社会保险基金风险防控制度》则直指基金安全生命线。文章建议从提升立法层级、强化违规追偿机制、打通行政与刑事司法衔接等环节入手，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风险防控体系。这与本期导读中《养老机构预收费存管工作指引》的出台精神一脉相承，表明无论是养老金金融资产，还是养老服务的消费资金，全面的“过程监管”和“风险隔离”已成为行业健康发展的前提。

 

第三章：视野超越：银发经济重构与养老金融的新内涵

构建资产型养老金体系，最终是为了服务一个蓬勃发展的老龄社会。党俊武研究员的观点为我们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养老金融不应局限于为“养老”筹资，而应成为驱动整个“银发经济”发展的金融引擎。

 

3.1 从“养老金融”到“银发经济金融”

银发经济是涵盖健康、居住、照护、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巨大产业集群。养老金融需要跳出仅为退休后生活提供现金流的传统框架，向前延伸至“健康金融”（支持健康管理、慢病防治），向周边拓展至“照护金融”（支持长期护理保险及相关服务），并深度融合“社区场景金融”（支持适老化改造、智慧养老、社区嵌入式服务）。这要求金融产品从单一的储蓄增值工具，演变为整合支付、融资、保险、投资功能的综合解决方案。

 

3.2 产业与金融的深度融合

广东推进医养结合与商业保险联动的实践，江苏探索社区养老与金融产品协同，正是这种融合的早期形态。未来，养老金融可以通过创新性的信贷产品支持养老机构建设和运营；通过保险产品连接养老服务供应商，锁定服务价格与质量；通过投资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养老科技、康复辅具等新兴领域。养老金融与银发产业形成良性循环，金融支持产业发展，产业壮大又为金融资金提供更优质的投资标的和更稳定的回报。

 

3.3 个人生命周期金融服务的重塑

对于个人而言，养老规划将不再是临近退休才考虑的“单项任务”，而是贯穿教育、就业、成家、置业等全生命周期的“财富总规划”的核心组成部分。金融机构需要提供从青年时期的养老意识启蒙、中年时期的资产配置优化，到老年阶段的年金化领取与康养服务对接的一站式、陪伴式服务。

 

结语：以长期主义开创养老金融新格局

2025年末的政策动向与学术思考共同指明了一个方向：中国养老金融正站在从“制度修补”迈向“体系重构”、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布局”的历史关口。构建资产型养老金体系，其意义远超出解决养老金支付问题本身。它关乎亿万家庭的长远安心，关乎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长期资本，关乎在老龄化背景下保持经济社会的整体活力与韧性。

 

前方的道路依然任重道远。它要求政策制定者展现更大的改革勇气与智慧，进行精细化的制度设计；要求金融机构秉持真正的长期主义，提升专业服务能力；也要求每一个个体更早地启动规划，承担起自身养老储备的主体责任。

 

正如清华五道口养老金融50人论坛所秉承的“专业性、前瞻性、国际性”理念，在汇集学界与业界智慧的基础上，我们深信，通过系统性、协同性的改革，中国能够成功跨越养老财富储备的鸿沟，不仅构建起一个稳健可持续的养老金体系，更能孕育出一个以人为中心、充满活力的银发经济新生态，最终在长寿时代写下富有东方智慧的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