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影响生育率的新机制与新证据：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一、引言：中国人口转型的双重挑战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在这一进程中表现尤为显著。根据国际通行标准，当一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7%时，即进入老龄化社会。数据显示，早在2000年，中国的这一比例已接近7%的临界点，预示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随后的二十年间，这一趋势持续加速，至2021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达14.2%，标志着我国正式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与快速老龄化相伴而行的，是中国生育率的持续低迷。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1.3，远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标志着中国进入“低生育率”时代。更令人担忧的是，2022年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少子化趋势的加剧将进一步加重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形成人口结构的恶性循环。

 

为应对这一双重挑战，中国政府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在生育政策方面，从2013年的“单独二孩”到2015年的“全面二孩”，再到2021年的“三孩政策”，政策的逐步放宽反映了对低生育率问题的日益重视。与此同时，为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应对劳动力供给减少，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讨论和准备也在稳步推进。然而，一个关键而复杂的问题浮出水面：延迟退休政策将对已经低迷的生育率产生何种影响？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缺口

现有关于延迟退休与生育率关系的研究主要基于世代交叠模型（OLG模型），从理论层面探讨二者间的联系。严成樑（2018）构建了包含延迟退休和内生生育率的OLG模型，研究发现延迟退休通过减少老年人可支配时间和增加其收入，对生育率产生复杂影响。陈友华等（2022）的研究则从时间隔代抚养和养老负担角度探讨了这一关系。这些研究普遍采用数值模拟方法，缺乏基于真实数据的实证检验，且主要关注时间隔代抚养机制，忽视了经济支持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老年人在支持子女育儿时，不仅可能提供直接的看护时间（时间隔代抚养），还可能通过经济资助减轻子女的育儿负担（经济隔代抚养）。这两种支持形式可能相互替代或互补：当老年人因延迟退休而减少看护时间时，他们可能通过增加经济支持来弥补；反之，当经济支持增加时，可能减少对直接看护的依赖。忽视经济隔代抚养机制，可能导致对延迟退休影响生育率的估计出现偏差。

 

三、理论框架：时间与经济双重机制

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OLG模型，将延迟退休、时间与经济隔代抚养以及生育率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模型的核心假设是：育龄家庭的生育决策受到两个关键因素的影响——育儿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老年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降低这些成本：一是直接提供孙辈看护，减少子女的育儿时间投入；二是提供经济支持，减轻子女的育儿经济负担。

 

延迟退休政策通过两条路径影响老年人的支持能力：

 

路径一：时间约束效应（负向影响）

延迟退休直接减少了老年人的可支配时间，特别是那些仍在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传统上，祖辈在中国家庭育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在0-3岁婴幼儿的日常照护方面。延迟退休使这部分老年人难以兼顾工作和孙辈看护，削弱了他们提供时间支持的能力。对于双职工家庭而言，这种支持的中断或减少可能直接增加育儿的实际困难，降低生育意愿。

 

路径二：收入增强效应（正向影响）

延迟退休延长了老年人的工作年限，增加了他们的劳动收入和养老积蓄，提升了经济实力。更强的经济能力使老年人能够为子女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如支付部分育儿费用、补贴住房开支等，间接降低了育龄家庭的生育成本。在经济压力日益增大的背景下，这种支持可能对生育决策产生积极影响。

 

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度决定了延迟退休对生育率的净影响。如果时间约束效应占主导，延迟退休可能进一步抑制生育；如果收入增强效应更显著，则可能缓解生育率下降。

 

四、数据与方法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该数据覆盖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提供了丰富的家庭人口特征、经济状况、代际支持等信息。研究样本限定为18-49岁的育龄妇女及其家庭。

 

核心变量：

 

生育率：用过去一年内是否生育、生育数量等指标衡量。

 

延迟退休：采用政策冲击法，将2015年国家开始讨论延迟退休政策作为外生冲击，比较政策讨论前后生育率的变化；同时，利用地区退休政策执行差异构建工具变量。

 

时间隔代抚养：祖辈每周照护孙辈的小时数。

 

经济隔代抚养：祖辈向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金额。

 

实证策略：

 

双重差分法（DID）：利用政策冲击前后的变化，识别延迟退休预期对生育率的影响。

 

工具变量法：以地区养老金缺口、国有企业占比等作为延迟退休政策强度的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

 

中介效应模型：通过逐步回归法检验时间隔代抚养和经济隔代抚养的中介作用。

 

五、实证结果与机制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延迟退休政策预期显著降低了生育率。具体而言，政策讨论开始后，育龄妇女的生育概率平均下降约12-15%。这一效应在控制了个体特征、家庭背景、地区经济水平等因素后依然稳健。

 

机制检验结果支持了双重机制的存在：

 

时间隔代抚养中介效应显著：延迟退休政策预期使祖辈提供孙辈看护的时间平均减少约20%，而时间支持的减少显著降低了子女的生育意愿。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约为40%。

 

经济隔代抚养中介效应有限：虽然延迟退休增加了老年人的经济支持能力（政策后经济支持平均增加约15%），但这种经济支持的生育促进作用远不足以抵消时间支持减少的负面影响。经济中介效应仅占总效应的10%左右。

 

异质性分析揭示了有趣的现象：

 

性别差异：延迟退休对女性老年人的影响大于男性，因为女性传统上承担更多孙辈照护责任。当女性老年人延迟退休时，对子女生育的抑制作用更强。

 

生育意愿差异：对于原本有较强生育意愿的家庭，时间支持的减少影响更为显著；而对于生育意愿较低的家庭，经济支持的增加可能产生一定的正向激励。

 

家庭收入差异：高收入家庭对祖辈时间支持的依赖较低，延迟退休对其生育决策影响较小；中低收入家庭则显著受到时间支持减少的影响。

 

地区差异：在传统家庭观念较强、公共服务资源相对不足的地区，延迟退休对生育率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

 

六、政策协同与冲突：来自二胎三胎政策的证据

进一步研究发现，延迟退休政策与鼓励生育政策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具体而言：

 

对二胎政策的影响：延迟退休显著降低了“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在政策冲击后，符合条件的家庭生育二孩的概率下降了约18%，其中时间支持减少是主要机制。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种负面影响在35岁以上高龄育龄妇女中更为明显，而这一群体正是二孩政策的主要目标人群。

 

对三胎政策的影响：延迟退休对三孩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更强，达到25%左右。这可能是因为三孩家庭对隔代抚养的依赖程度更高，当祖辈支持减少时，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实际障碍显著增加。

 

这些发现揭示了一个重要的政策困境：旨在缓解养老金压力的延迟退休政策，可能与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目标产生冲突。这种政策间的“撞车效应”需要在未来的政策设计中予以充分重视。

 

七、研究贡献与政策启示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创新了研究视角，引入经济隔代抚养机制，并结合时间隔代抚养，系统分析了延迟退休影响生育率的双重路径。第二，深化了实证分析，利用大规模微观调查数据，通过严谨的因果识别方法，验证了延迟退休通过隔代抚养机制影响生育率的因果关系。第三，细化了政策评估，从多个维度考察了影响的异质性。第四，推进了政策协同研究，揭示了延迟退休与生育政策间的潜在冲突。

 

基于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推行弹性退休制度：允许老年人在达到一定年龄后选择弹性工作安排，兼顾就业与家庭责任。特别是对于有孙辈照护需求的老年人，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和远程工作选项。

 

加强公共育儿服务体系建设：在推行延迟退休的同时，应同步扩大0-3岁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减轻家庭对隔代抚养的依赖。通过税收优惠、运营补贴等方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托育服务。

 

设计代际支持友好型政策：如设立“祖辈育儿假”，允许在职祖辈享有一定天数的带薪假期用于孙辈照护；对提供隔代抚养的家庭给予税收减免或补贴。

 

增强政策协同评估：建立人口政策影响综合评估机制，在制定或调整退休、生育、家庭支持等政策时，充分考虑政策间的交互影响，避免“政策打架”。

 

实施差异化退休政策：考虑不同群体对隔代抚养需求的差异，对有照护责任的老年人实施相对灵活的退休安排。

 

八、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系统分析了延迟退休通过时间隔代抚养和经济隔代抚养影响生育率的新机制。研究发现，延迟退休主要通过减少老年人提供的孙辈看护时间，显著抑制了育龄家庭的生育意愿和行为，而经济支持的补偿作用有限。这种负面影响在不同群体中存在异质性，并与二胎、三胎政策形成冲突。

 

在人口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政策的制定需要更加精细化和系统化。延迟退休作为应对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其设计与实施必须充分考虑对家庭生育决策的连锁影响。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探讨如何通过优化劳动力市场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创新家庭支持模式等方式，在缓解养老金压力的同时，最小化对生育率的负面影响，实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保持适度生育水平的双重目标。

 

中国的人口转型之路充满挑战，但也蕴含着通过制度创新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机遇。只有深入理解各种政策间的复杂关联，才能构建起相互支撑、协同增效的政策体系，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人口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