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秩序重构下的增长困局与保险业挑战：从贸易摩擦到体制碎片化的深度影响

2025年9月，全球宏观经济版图正经历着自大萧条以来最剧烈的震荡。当美国对多国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徘徊在历史高位（与中国145%、欧盟50%的初始威胁税率最终可能稳定在15%，接近大萧条时期峰值），当全球供应链因贸易壁垒加速断裂，当各国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攀升至历史新高，一场由“体制碎片化”主导的经济变局已从预期走向现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预测显示，2025年全球经通胀调整后的GDP增速将从2024年的2.8%放缓至2.4%，发达市场增速降至1.3%（较前值下降40个基点）。这场由贸易战点燃的全球经济下行周期，不仅重塑着国家间的竞争格局，更对金融保险体系的底层逻辑提出了全面挑战。

 

一、全球经济：从“增长放缓”到“体制重构”的深层转变

当前全球经济放缓的本质，已超越传统周期波动范畴，转向“体制性重构”驱动的结构性下行。其核心矛盾在于：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被单边关税政策瓦解，全球价值链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地缘政治逻辑深度渗透经济决策。这一转变在三个维度体现得尤为明显：

 

其一，关税政策的“范式革命”打破传统贸易规则。 美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税加征已从“威慑工具”演变为“常态政策”。尽管部分关税因谈判暂停，但最终15%的实际税率（接近1932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19.8%）已成为新的基准。这种“高关税+高不确定性”的组合，彻底改变了企业成本核算逻辑——跨国公司不得不放弃“全球最优生产布局”，转向“近岸+友岸”双轨策略。例如，汽车制造业已出现“北美区域内循环”趋势，墨西哥对美出口零部件占比从2023年的28%跃升至2025年的35%，但区域外供应商的关税成本激增30%，直接推高终端车型价格。

 

其二，政策不确定性成为经济增长的“隐性税负”。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当前全球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较2019年同期高出2.3倍，企业投资决策的平均延迟周期从3个月延长至8个月。这种不确定性通过两条路径抑制增长：一方面，企业推迟产能扩张计划，2025年上半年全球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1.2%（2019年同期为3.1%）；另一方面，家庭部门因对未来收入预期悲观，储蓄率从疫情前的5.8%升至7.3%，消费引擎明显失速。以美国为例，2025年第二季度个人消费支出仅增长0.9%，远低于2019年同期的2.7%。

 

其三，全球增长动力从“效率驱动”转向“政策托底”。 当市场自身调节机制失效，各国政府不得不通过大规模财政刺激对冲下行压力。欧盟推出7500亿欧元“绿色转型基金”，美国计划实施1.2万亿美元“本土制造业补贴”，中国设立5000亿元“外贸稳定专项再贷款”。然而，政策干预虽短期提振需求，却埋下通胀与债务双重隐患。OECD预测，2025年全球广义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将突破120%（2019年为105%），核心通胀率维持在4.2%的高位（高于2%目标2.2个百分点）。这种“滞胀常态化”特征，正在颠覆传统经济周期理论。

 

二、保险业：从“风险分散者”到“体制脆弱性放大器”的角色反转

在全球经济秩序重构的浪潮中，保险业并未能独善其身。作为经济运行的“稳定器”，其传统功能正遭遇双重挤压：一方面，贸易摩擦、供应链中断等“可保风险”规模与复杂性激增；另一方面，体制碎片化导致的“不可保风险”持续积累。这种矛盾在财产与意外险（P&C）、寿险两大领域呈现截然不同的表现。

 

（一）财产与意外险：理赔压力与增长动能的双重挑战

 

非寿险业务直接暴露于贸易摩擦的冲击之下。美国机动车保险市场首当其冲——由于进口零部件关税上涨（平均税率从3%升至12%），车企生产成本增加8%-10%，这部分成本通过车险费率转嫁至消费者。2025年上半年，美国车险平均保费同比上涨7.2%，远超通胀水平（4.1%）。建筑工程险同样承压：美国基础设施法案虽推动基建投资增长，但进口钢材关税（现税率15%）导致项目成本超支15%-20%，工程延误率上升至22%（2019年为8%），进而推高理赔支出。

 

更严峻的是，全球供应链重构正在重塑风险分布。当跨国企业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至东南亚，看似降低了单一国家风险，却因新生产基地所在国（如越南、印度）基础设施薄弱、自然灾害频发（如越南2025年台风“山竹”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0亿美元），导致区域性巨灾风险集中度上升。瑞士再保险Sigma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巨灾损失（自然灾害+人为灾难）达1200亿美元，其中60%发生在新兴市场的“新制造中心”。

 

与理赔压力形成对比的是，保费增长动能持续衰减。2025年全球非寿险实际保费增速预计降至2.6%（2024年为4.7%），其中水险（因海运贸易量下降12%）、贸易信用险（因新兴市场买方违约率上升至4.5%，2019年为2.1%）等贸易相关险种增速仅为1.2%。即便是表现较好的美国意外险（因工伤事故率上升推高需求），其增速也从2024年的6.8%回落至2025年的4.3%。

 

（二）寿险业：需求结构的“代际跃迁”与盈利韧性的考验

 

寿险业的冲击更具隐蔽性，主要通过金融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间接传导。当股市波动加剧（标普500指数2025年最大回撤达25%）、房价上涨停滞（美国Case-Shiller指数同比仅涨1.2%），居民资产负债表面临“财富缩水+收入预期下降”的双重压力，储蓄型寿险（如终身年金、两全保险）成为“避险选择”。2025年上半年，全球寿险保费实际增速虽放缓至1%（2024年为6.1%），但储蓄型产品占比从55%升至63%，部分抵消了保障型业务（如定期寿险）的需求下滑。

 

然而，盈利端的压力不容忽视。利差损风险因长期利率下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023年的4.5%降至2025年的3.2%）持续累积，而死亡率回归疫情前水平（2025年全球粗死亡率较2022年下降8%）虽利好赔付率，但投资业绩成为关键变量。全球财产与意外险行业ROE（净资产收益率）虽预计2025年达9.7%（维持在历史均值附近），但寿险公司因投资组合中权益类资产占比更高（平均35% vs 非寿险的20%），盈利波动性显著放大。

 

三、体制碎片化：从“风险分散”到“保障缺口”的系统性挑战

如果说贸易摩擦与政策不确定性是短期冲击，那么全球经济秩序向“碎片化”演进，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制度性变革”。这种变革正在从根本上削弱保险业的风险分散能力，推升全球保障缺口。

 

其一，资本流动受限加剧可保性危机。 传统再保险市场依赖全球资本池的分散风险功能——当某一地区发生巨灾（如2005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再保险公司可通过全球资本迅速补充赔付能力。但当前，美国对外国再保险公司的资本准入限制（如要求本地投资占比不低于30%）、欧盟“偿二代二期”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额外监管，导致再保险资本池的区域分割加剧。2025年上半年，全球再保险市场规模同比下降5%，其中跨洲再保合约占比从2019年的42%降至31%。瑞士再保险研究显示，若全球资本流动限制持续，到2030年，巨灾风险的保费成本将上涨25%-30%。

 

其二，政治碎片化阻碍全球风险合作。 气候变化、流行病、网络攻击等“全球公共风险”需要国际协同应对，但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如中美科技脱钩、美欧贸易谈判僵局）导致合作机制失效。以气候变化为例，全球气候保险覆盖率从2019年的12%降至2025年的8%，新兴市场因缺乏国际资金支持（如绿色气候基金承诺未兑现），仅能覆盖15%的灾害损失。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因流行病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达3000亿美元，其中保险赔付仅占18%（2019年为25%）。

 

其三，社会成本向非市场部门转嫁。 当企业和个人的保险保障不足，政府不得不承担“隐性再保险”角色。2025年，美国政府为飓风“艾达”提供的紧急救助资金达120亿美元（占联邦应急管理局年度预算的18%），欧盟为能源危机拨付的7500亿欧元复苏基金中，30%用于补偿企业因供应链中断的损失。这种“风险社会化”趋势不仅加重财政负担，更导致市场机制扭曲——企业因预期政府救助而降低风险防范投入，形成“道德风险”循环。

 

四、未来展望：从“短期冲击”到“长期适应”的艰难转型

展望2026年，全球经济有望迎来温和复苏：美国下半年在库存周期回暖（企业去库存已持续6个季度）、劳动力市场企稳（失业率从2025年6月的4.8%升至2026年初的5.2%后趋稳）的推动下，增速或回升至1.8%；欧洲受益于德国财政扩张（新增500亿欧元基建投资）和欧央行降息（政策利率从4%降至3.5%），增速预计达1.5%；中国在出口多元化（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占比从2023年的34%升至2025年的38%）和政策托底（新增1万亿元特别国债）下，增速有望稳定在4.5%左右。但这轮复苏的本质是“低增长+高波动”的“新常态”，而非回到疫情前的“高增长+低波动”模式。

 

对保险业而言，适应体制碎片化需要三重转型：

 

第一，风险定价逻辑的重构。 从“基于历史数据的统计定价”转向“基于地缘政治、供应链韧性的场景定价”，例如引入“关税敏感度系数”“区域政策风险指数”等新变量。

 

第二，风险分散机制的创新。 探索“区域化再保联盟”（如在东南亚建立专属再保池）、“参数化保险”（基于气象指数而非实际损失的快速赔付）等新模式，降低对全球资本市场的依赖。

 

第三，客户需求响应的升级。 针对“储蓄型需求主导”的市场特征，开发“保障+储蓄+投资”的多功能产品（如与通胀挂钩的终身年金），同时加强对中小企业的“定制化风险解决方案”（如供应链中断险）。

 

结语：在不确性中寻找“确定性锚点”

全球经济的“体制碎片化”进程已不可逆，其对增长、通胀、就业的长期影响将在未来5-10年持续显现。对保险业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那些能够率先适应“碎片化风险”的机构，将在新的市场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正如2005年飓风季后保险业通过“巨灾债券”“行业联合承保”等创新走出困境，当前的危机也将推动行业在风险定价、资本管理、产品设计等方面实现质的突破。毕竟，在不确定性成为常态的世界里，“适应力”本身就是最稀缺的“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