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慈善：中国家族传承中的文化基因与实践智慧

 

引言

 

近十余年来，“传承”与“慈善”——这两个分别指向家族内部延续与社会利他行为的领域，日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尤其是财富家族与高净值人群关注的核心议题。回溯过往，无论是公益慈善还是家族传承，都曾被视为相对独立的领域：慈善常被简单理解为“行善积德”的社会义务，而传承则多聚焦于财产保全、投资增值与后代福祉，二者间的深层关联未被充分认知。然而，随着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现代化演进，以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家庭、家风、家文化建设的重视，慈善所蕴含的综合性功能——尤其是在塑造家族价值观、凝聚家族成员、提升社会声誉、实现可持续传承方面的关键作用——正日益凸显，并被置于家族传承战略的核心位置加以审视。

 

从制度演进看，中国近现代的慈善与传承工具发展轨迹清晰：从1904年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的成立，到1980年代初新中国首批基金会的诞生；从2001年《信托法》确立公益信托制度，到2013年首单家族信托、2016年首批慈善信托的落地，法律与金融工具不断完善，为传承与慈善的结合提供了日益丰富的实践路径。

 

在此背景下，2023年底，由深圳市慈善会·博道爱心基金资助，汉正家族办公室牵头，联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特华博士后工作站等机构的十余位专家，组成了“传承与慈善研究”课题组。课题组选取了中国历史上及当代七个具有代表性的家族案例，通过历时一年的深入研究，于2024年底完成了约11万字的《传承与慈善：中国家族案例报告》。该报告旨在超越简单的个案描述，深入探讨传承与慈善之间的内在关系、运作原理及其在当代的应用价值，以期为中国家族的可持续发展与慈善事业的进步提供历史镜鉴与思想资源。

 

一、 理论视角：重新定义“慈善”与“传承”的联结

 

本研究对“家族传承”与“慈善”采取了深刻而宽广的定义。

 

家族传承，不仅指物质财富的代际转移，更核心的是家族血脉的延续与精英的再生产。它涵盖了文化基因、价值观、社会资本、家风家训以及家族成员能力与品格的培养，是一个涉及生物、文化、社会与经济等多维度的系统性工程。

 

慈善，则超越了《慈善法》中侧重于对不特定多数人进行公益活动的狭义界定，回归到其中西文化共通的本质源头——基于人性情感的利他主义。英文“philanthropy”词根意为“对人的爱”，中文“慈善”亦强调仁慈与善心。儒家文化中的“仁”与“义”与之深度共鸣：“仁”是内心对他人感通与关爱的情感状态，追求人际间的相亲相爱；“义”则是不计回报的正当相助。康晓光教授指出，中华慈善具有“内生性”与“民间性”，它深深植根于日常生活与人伦关系之中。从这个广义视角看，家族内部的“孝悌”亲情、维系情感的“礼乐”仪式，本身即是一种基础性的、由近及远的慈善实践。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不仅是管理家族事务，更是人伦理想的实现与社会秩序的基石，是培养更广阔利他精神的前提。因此，家族的和谐兴盛（“家和万事兴”）本身便具有公共价值，而慈善则是家族实现其社会理想、证明其存在正当性的重要途径。

 

在西方，慈善早已内化为顶尖家族传承的标配，如洛克菲勒、卡耐基等家族，通过基金会不仅为财富传承提供了道德正当性与价值出口，更培养了后代的社会责任感，并成为凝聚不同代际家族成员的使命纽带。反观中国，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兴财富家族，其传承探索尚在初期，对慈善的认知亦待深化。尽管中国拥有悠久的家族慈善传统，但相关系统性研究仍显不足。本课题正是立足于当代传承需求，试图从历史与现实的案例中，厘清慈善如何促进传承，其所依托的价值观与方法论究竟为何。

 

二、 案例纵览：七个家族的三重维度呈现

 

课题组选取了范氏义庄（宋代）、吴越钱氏（绵延千年）、华氏义庄（明清）、浏阳欧阳氏（近代文化世家）、珠海唐氏（近代留学与实业世家）、香港李氏（李锦记家族，当代商业与家族治理典范）、台湾王氏（当代案例）等七个家族。这些案例横跨古代、民国、当代三个时期，类型多样。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维度展开剖析：

 

1. 价值与理念：文化传家与“士”精神的现代表达

 

中国传统的家族传承，尤其注重文化传家。在科举制度下，文化不仅是晋升之阶，更是家族在政治风云与朝代更替中保持韧性的核心资产。更重要的是，文化传承传递的是一种“士大夫”精神，即阎步克所言“最高文化价值与最高社会权力的结合”。这种精神强调经世致用、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

 

无锡钱氏家族是典范。他们通过严谨的家训、家学与文教联姻，保持累世簪缨。近代以来，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钱氏族人将传统的“士”精神转化为多元的现代实践：钱基厚组织同乡会赈济灾民；钱三强献身国家科研；钱玄同以笔为旗传播新思想；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守护中华文脉。尽管路径各异，甚至对传统有激烈批判，但深植于家学中的文化底蕴与济世情怀，始终是他们行动的内在驱动力。

 

浏阳欧阳氏作为湖南文化世家，同样秉持经世致用之学。在近代实业家张謇邀请下，欧阳予倩等人于1919-1921年主持南通伶工学社，开创了中国系统性戏剧职业教育的先河，将文化传承与社会教育、慈善事业相结合。

 

珠海唐氏家族与香港李氏家族则展现了非传统文化家族的“士”精神现代表达。唐家子弟作为最早留美幼童，投身洋务与民国建设，唐廷枢、唐绍仪等人在实业与政治领域报效国家。即便侨居海外，他们仍通过祭祖、捐建学校（如澳门科技大学）、早年组织“集善堂”维护华人权益等方式，维系与故土的情感联结，践行社会责任。李锦记家族则以“思利及人”这一源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为核心。“思利”是动力，但关键在“及人”，强调从家族、企业到社会，以人为本、共创共享。他们将弘扬中华优秀饮食养生文化视为企业使命，并创立李锦记家族基金，将“培育家族精神”与“促进家族可持续发展”作为慈善焦点，推动“代代有爱”，由家及社，体现了现代家族企业将商业成功、家族治理与社会贡献相融合的智慧。

 

2. 治理结构与形式：从义庄到现代信托与基金会

 

慈善活动的有效开展与持续，离不开良好的治理结构与合宜的法律形式。案例展现了这一脉络的演进。

 

古代与近代的宗族慈善载体：范氏义庄和华氏义庄是宋明以来宗族慈善的经典模式。通过设立田产等永续性资产，以明确的规章制度（义庄规矩）进行管理，收益用于赡养族内贫困者、兴办族学、资助科举等。这种形式将慈善与家族凝聚、人才培养紧密结合，成为家族长期传承的重要稳定器。

 

现代法律与金融工具：进入当代，家族信托与慈善信托/基金会成为融合传承与慈善的高级工具。2013年国内首单家族信托、2016年首批慈善信托的设立，标志着工具层面的现代化。报告中所涉的当代案例（如香港李氏、台湾王氏），均探索运用这些工具，将部分家族资产进行独立、专业化的管理，既实现财富的隔离与传承，又通过慈善项目塑造家族价值观、培养接班人、贡献社会，形成制度化、可持续的“善财传承”模式。

 

3. 死亡与人生终极命题：仪式、情感与永恒价值

 

传承与慈善都深刻关联着对生命意义、死亡与永恒的思考。家族通过仪式、纪念活动以及超越个体生命的慈善事业，来应对终极命题，凝聚情感，追求不朽。

 

仪式的情感维系功能：无论是中国传统家族修缮宗祠、修订族谱、祭祀祖先，还是西方家族如喜来登创始人后代所强调的精心安排家族聚会、旅游、编写回忆录，其核心都在于通过富有仪式感的活动，传递价值观，强化成员间的情感联结。这些活动本身即是“礼”的实践，旨在涵养人性情感，是家族内部最基础的“慈善”（彼此关爱）。

 

慈善作为超越生命的价值载体：设立义庄、创办学校、成立基金会等慈善行为，往往被视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中“立功”的延伸。它将个人或家族的财富与影响力，转化为惠及社会、泽被后世的公共产品，从而突破个体生命的局限，使家族之名与善行一同流传。华氏义庄、钱氏的办学传统、唐氏的捐建、李氏的家族基金，无不体现着通过慈善追求永恒社会价值的努力。

 

三、 研究发现与当代启示

 

通过对七个案例的多维度剖析，课题组初步揭示了传承与慈善之间一些规律性的联系：

 

慈善是家族传承的“社会合法性”基石：历史反复证明，家族的持久传承不能仅靠内部财富闭环。它需要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与支持。慈善活动正是家族展现其社会价值、承担责任、赢得尊重的重要方式，为财富的传承提供了道德正当性，尤其在当今社会对财富分配关注度高的背景下。

 

慈善是家族文化与价值观的“孵化器”与“传导器”：慈善项目（无论是古代义庄的族内助学，还是现代基金会的公益项目）为家族成员，特别是年轻一代，提供了实践家族价值观（如仁爱、责任、奉献）的绝佳场景。在共同参与慈善的过程中，家族精神得以具象化、体验化，从而实现有效的代际传递。

 

慈善是家族治理与凝聚的“粘合剂”：共同致力于一项超越个人利益的慈善事业，有助于凝聚不同代际、不同分支、不同兴趣的家族成员。现代家族基金会常成为家族成员沟通协作、学习治理、培养领导力的平台，有效缓解因单纯讨论财富分配可能引发的矛盾。

 

慈善是实现“由富及贵”转型的关键路径：中国许多新兴财富家族正面临从“创富”到“传富”再到“守贵”的转型挑战。持续的、有智慧的慈善投入，是家族提升文化品格、积累社会资本、实现从经济精英向受到社会尊重的“名门望族”升华的重要阶梯。

 

工具与理念需协同演进：从义庄到家族信托、慈善信托，工具的进步为传承与慈善的结合提供了更灵活、更安全、更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但工具的有效运用，始终离不开清晰的家族使命、共同的价值观等理念的引领。否则，工具可能流于形式。

 

四、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作为一项开创性的探索，亦存在其局限。案例分析法虽能深入揭示内在逻辑，但研究结论难免带有一定主观性与个别性。受限于史料与条件，对前人慈善智慧的理解或有未尽之处。报告在回答当代家族“具体该如何操作”方面，仍需结合更广泛的实践进行深化。

 

面向未来，中国正面临大规模的财富代际转移窗口期，“富不过三代”的古老警语与新时代下社会对财富责任的更高期待并存。课题组认为，深入挖掘中国传统中的慈善与传承智慧，并结合现代法治精神与金融工具进行创造性转化，至关重要。

 

未来研究与实践可朝以下方向努力：

 

深化历史研究：更系统梳理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家族的慈善传承模式。

 

加强比较研究：在中西方家族慈善传承模式比较中，探寻适合中国社会文化土壤的路径。

 

推动跨界交流：促进家族企业主、传承规划师、慈善法律专家、社会组织管理者、学者的深度对话。

 

探索本土化工具创新：在法律政策框架下，设计更贴合中国家族情感结构与社会需求的慈善信托、家族基金会等治理模式。

 

关注精神传承：超越物质与制度层面，深入研究家风、家训、家族故事等“软性”资产如何通过慈善活动得以激活与传承。

 

结语

 

《传承与慈善：中国家族案例报告》揭示了一个核心命题：在中华文化的语境下，家族的良性传承与富有生命力的慈善实践，本质上是同根同源、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植根于对“仁爱”人性情感的珍视，对“推己及人”伦理秩序的追求，以及对家族与社会和谐永续的期盼。

 

当今中国，家庭教育、家风建设、事业传承已成为众多家庭的关切。传播慈善文化，引导家族有规划、有智慧地参与慈善，绝非简单的散财之举，而是关乎家族精神锻造、社会关系构建、传承基石稳固的战略选择。它能够为家族传承注入厚重的价值感与蓬勃的生命力，最终助力家族突破“富不过三代”的迷思，实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长期繁荣，并为社会的进步与和谐贡献独特力量。这或许是中国家族在追求基业长青道路上，那份古老而弥新的智慧给予当代人的最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