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健康风险与家庭商业保险需求：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引言：公共卫生危机下的保险需求觉醒

作为现代社会风险管理的核心工具，商业保险通过市场化风险定价与精算技术，在多层次民生保障体系中扮演着“经济减震器”与“社会稳定器”的关键角色（李晓等，2021）。“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提高商业保险保障能力”，标志着商业保险已成为国家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保险业原保费收入达5.7万亿元，同比增长5.7%，覆盖超14亿人口（周烁等，2022）。然而，我国保险深度（保费/GDP）与密度（人均保费）仍显著低于发达国家（见图1），家庭商业保险渗透率不足问题突出——202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显示，仅18.4%的家庭至少有一名成员持有商业保险（孙武军和高雅，2018）。这种“低参与率”不仅削弱了家庭风险抵御能力（何兴强和李涛，2009），也制约了保险业功能的充分发挥（易行健等，2023）。

在此背景下，探究家庭商业保险需求的驱动因素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家庭经济状况（孙祁祥和王向楠，2013）、人口特征（樊纲治和王宏扬，2015）、金融素养（秦芳等，2016）等常规变量，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关注不足。

一、风险与保险需求：理论逻辑与文献回顾

（一）风险：保险存在的底层逻辑

保险的本质是“风险交换”——个体通过支付保费，将不确定性损失转移给保险公司，以实现消费与效用的平滑（Rothschild & Stiglitz，1976）。经济学研究证实，个体面临的风险类型与强度直接影响保险需求：

健康风险：高健康风险群体更倾向购买健康保险（刘宏和王俊，2013；刘晓婷和楼心怡，2023）；

灾害风险：自然灾害高发区居民更可能配置灾害保险（Cai & Song，2017）；

收入风险：残疾、失业等收入骤降风险会推动劳动者通过保险规避损失（Bagliano et al.，2024）。

公共卫生事件作为复合型风险，不仅冲击社会经济运行，更通过加剧健康不确定性深刻影响保险决策。现有研究已从医疗服务利用（于新亮等，2021）、企业融资（顾雷雷等，2022）等维度探讨其影响，但针对家庭保险行为的微观证据仍属空白。

（二）风险偏好：理论与实证的张力

风险偏好是保险需求的核心影响因素，但实证测量面临双重挑战：

测度方法：主流范式包括自我报告式（通过问卷评估风险态度，如CHFS）与激发式（通过博弈实验推导，如彩票选择），前者因可操作性广泛用于宏观研究（Adema et al.，2022；Lie et al.，2020），后者受限于实验成本难以大规模应用（Cameron & Shah，2015）。此外，实际风险行为（如是否购买保险）可作为风险偏好的间接折射（唐棣和金星晔，2022）。

稳定性争议：行为经济学指出，负面事件可能改变风险偏好或风险感知（Schildberg-Hörisch，2018）。例如，洪水、地震（Cameron & Shah，2015）、金融危机（Guiso et al.，2018）及COVID-19（Yue et al.，2021）被发现提升风险规避倾向，增加保险参与；但也有研究（Mineyama & Tokuoka，2024）指出疫情可能增强风险承受力，挑战“风险偏好稳定”假设。

本文采用自我报告风险偏好框架，聚焦“风险偏好不变时，负面事件如何通过风险感知变化影响保险需求”，为理解公共卫生事件下的保险行为提供新视角。

二、研究设计：数据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处理

本文整合CHFS（2013-2021年五轮调查）、中国疾控中心2020年地级市COVID-19确诊数据及城市统计年鉴，构造非平衡面板数据。样本处理步骤如下：

时间与区域筛选：以2013-2019年为事前期，2021年为事后期，利用2020年疫情强度差异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剔除农村家庭（城乡保险市场差异显著）、湖北省家庭（疫情暴露异常）及关键变量缺失样本。

数据清洗：保留户主年龄18-65岁的家庭，对收入、资产等指标进行1%缩尾处理，以2021年CPI调整名义变量，最终得到129个城市5492个家庭的15500个观测值。

（二）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家庭商业保险参保的“二元边际”

广度边际：家庭是否至少有一名成员持有商业保险（虚拟变量，1=是，0=否）；

深度边际：家庭成员中参保人数占比（如三口之家参保1人时为1/3，参保2人时为2/3），捕捉已有参保家庭的后续决策动态。

此外，构造分险种（人寿、健康、其他保险）参保比例及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指标（陈选娟，2021），全面刻画家庭保险行为。

核心解释变量：城市疫情暴露强度

以2020年地级市每万人确诊病例数为基础指标，但因数据高度偏斜（仅少数城市病例数高），将其等分为四组，以最低组为对照，用分段线性模型缓解极端值偏误（见图2）。

控制变量：涵盖户主特征（性别、年龄、教育、健康、风险态度、金融知识）、家庭特征（自营工商业、住房、人口结构、社保参与、收入/资产/负债）及城市经济特征（人口、人均GDP、储蓄），以控制混杂因素影响（Tao et al.，2023；杨碧云，2024）。

三、公共卫生事件对健康风险与保险需求的影响机制

（一）健康风险冲击的直接效应

COVID-19疫情通过三重路径推升家庭健康风险感知：

感染概率显性化：确诊病例数直观暴露地区健康威胁，家庭因“身边人感染”或“媒体报道”强化对疾病风险的认知；

医疗资源挤兑预期：疫情高峰期部分地区医疗资源紧张，加剧“患病即面临高额自付费用”的担忧；

长期健康不确定性：病毒变异与后遗症研究的不确定性，使家庭更关注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保障。

这种风险感知的升级直接转化为保险需求：健康风险越高，家庭越倾向通过商业健康保险对冲潜在损失（刘宏和王俊，2013），同时可能扩大人寿保险（覆盖身故/重疾）的配置以覆盖“收入中断”风险。

（二）风险偏好的动态调整

尽管本文假设风险偏好稳定，但疫情可能通过改变风险感知间接影响决策：

短期规避倾向：疫情初期的未知性与高致死率可能引发“损失厌恶”情绪，家庭更倾向“确定性保障”（如保险）而非风险投资（Yue et al.，2021）；

长期认知重构：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部分家庭可能意识到“仅靠社保不足”，转而通过商业保险补充保障缺口，形成“被动需求”向“主动规划”的转变。

（三）家庭资源的再配置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如收入下降、资产缩水）可能抑制保险需求，但健康风险的优先级更高：CHFS数据显示，2021年家庭人均收入较2019年仅增长3.2%，但健康保险参保比例上升5.8个百分点，表明健康风险对保险需求的拉动超过了收入约束。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微观数据证实，公共卫生事件通过加剧健康风险感知，显著提升了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度，且这一效应在深度边际（参保比例）中更显著。研究不仅填补了家庭层面公共卫生事件与保险行为的微观证据空白，也为理解“风险冲击-认知调整-保险决策”的传导机制提供了新视角。

政策启示如下：

强化保险教育：利用公共卫生事件等“风险教育场景”，普及商业保险的风险对冲功能，尤其针对健康保险的认知盲区；

优化产品设计：开发“灵活缴费、按需领取”的短期健康险与长期寿险组合，匹配家庭动态风险需求；

精准政策引导：对疫情高发区家庭提供保费补贴或税收优惠，降低参保门槛，提升保障覆盖面。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公共卫生事件（如传染病vs.自然灾害）的异质性影响，以及保险需求变化的可持续性，为构建更具韧性的家庭保障体系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