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秋天，26岁的汪曾祺从西南联大肄业后，只身来到上海，打算单枪匹马闯天下。在一间简陋的旅馆住下后，他就开始四处找工作。工作显然不好找，他每天在胳肢窝里夹本外国小说上街。走累了，他就找条石凳，细心阅读起来。日子越拖越久，兜里的钱越来越少；能找的熟人都找了，能尝试的路子都尝试过了。

终于， 有一天下午，一股海涛般的狂躁顷刻间吞噬了他！他一反往日的温文尔雅，像一头暴怒不已的狮子，拼命地吼叫。他摔碎了旅馆里的茶壶、茶杯，烧毁了写了一半的手稿和书，然后给远在北京的沈从文先生写了一封诀别信。信邮走后，他拎着一瓶老酒来到大街上。他边迷迷糊糊地喝酒，边思考着一种最佳的自杀方式。他一口一口对着嘴巴猛灌烧酒，内心里涌动着生不逢时的苍凉……晚上，几个相熟的朋友找到他时，他已趴在街侧一隅醉昏了。还没有从自杀情结中解脱出来的汪曾祺很快就接到了沈先生的回信。

沈先生在信中把他臭骂了一顿，沈先生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地，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支笔，怕什么！”"沈先生在信中讲述了他初来北京的遭遇。那时沈先生才刚刚20岁，在北京举目无亲，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就梦想着用一支笔闯天下。只读过小学的沈先生最终成功了，成为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大作家读着沈先生的信，回味着沈先生的往事和话语，汪曾祺先是如遭棒喝，后来一个人偷偷地乐了。不久，在沈先生的推荐下，《文艺复兴》杂志发表了汪曾祺的两篇小说。后来，汪曾祺进了一家民办学校，当上了一名中学教师，再后来，他也和沈先生一样，成了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