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相互保险的变迁与启示——基于保险学与法学融合视角的考察

在全球保险体系中，相互保险作为一种历史悠久、以成员互助为核心的制度安排，曾在许多国家的保险市场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不仅是保险的原生形态，更肩负着完善风险治理体系、提升市场效率与公平性、推动保险业多元化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与共同富裕的重要使命。然而，我国相互保险历经四十余年发展，市场份额仅约0.2%，面临公众认知不足、融资渠道不畅、产品同质化严重等问题，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法学层面的制度供给不足，尤其是《保险法》对相互保险的规定呈结构性缺失，进一步限制了其发展。日本相互保险从诞生、繁荣到衰退的历程，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比较法经验与制度反思样本。

一、相互保险的本质与全球格局

相互保险的本质是通过成员间的互助契约，构建风险共担的共同体。与股份保险公司以资本逐利为导向不同，相互保险强调身份归属的封闭性、治理结构的民主性与利益分配的普惠性。其运行遵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相互扶助原理，早期形态可追溯至古罗马丧葬互助组织与中世纪行会互助组织。

据最新统计，全球相互保险保费收入已达1.41万亿美元，在发达保险市场占比32.5%，新兴市场占比2.7%。相比之下，我国相互保险市场份额仅为0.2%，在制度供给、公众认知、融资模式等方面均存在显著短板，尚未形成与股份保险公司互补的差异化路径。

在法律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对相互保险的制度供给严重不足。2015年《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虽初步确立基本理念与核心原则，但仅涉及准入条件与基础治理框架，对危机处置、组织形态转换等关键制度未作规定，导致实践中监管套利与风险累积并存。《保险法》第五轮修订为相互保险制度改革提供了契机，但理论研究匮乏制约了立法推进。日本相互保险的经验，恰可为我国破解困局提供分析框架。

二、日本相互保险的兴起：制度土壤与繁荣逻辑

（一）起源与早期发展

保险的原始形态是互助组织，依托“相互扶助原理”运行。17世纪精算技术成熟后，现代相互保险组织开始出现。19世纪，商品经济发展、法律制度完善与监管支持促使相互保险高速发展，生命、船舶、火灾等保险业务多以相互保险形态展开。

日本对保险公司的形态规制始于1899年《商法施行法》，规定非股份公司不得经营保险。1900年《保险业法》首次承认相互制为保险公司形态。1902年设立的第一生命相互保险公司，承载了早期日本保险人对相互保险的愿景：

确保经营安定，以高费率高分红避免无意义价格竞争；

优先返还投保人利益；

以中产阶级为对象整备低成本销售组织；

推行一人一票的民主治理。

至二战前，日本仅有第一生命、千代田生命、富国生命三家相互保险公司，奉行实费主义，在费率与分红自由的环境下，实现实质保费低于股份保险公司。

（二）战后繁盛的三大因素

二战后，日本保险业在废墟上重建，相互保险得以繁盛，其动因有三：

1. 政策推动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选择以相互保险为主轴恢复生命保险业，原因包括：

相互保险的非逐利性契合相互扶助与成员自治；

生命保险的长期性适合相互保险的资金自然沉淀，无需依赖外部股权融资；

相互保险的地域嵌入性有助于快速重建国民风险保障网络，弥补战后社保缺位。

1948年金融重建完成时，13家股份生命保险公司转为相互保险公司，相互制生命保险公司数量增至16家，占全部生命保险公司的80%。损害保险因需应对间歇性巨大风险、常需外部资金调用，仍以股份公司为主。

2. 社员自治的制度土壤

相互保险公司所有权制度不同于股份公司：股份保险公司由股东出资形成资本金，相互保险公司由基金提供者出资形成基金。最高意思决定机构为社员总会/社员总代会，每个社员享有一个议决权（《保险业法》第37条）。所有权人与保单持有人利益合一，使社员在公司治理中采取集体行动监督管理层，保障经营健全性。

3. 实费主义与动态精算

实费主义的核心是年度决算后根据实际赔付率进行分红调整，初期按预估风险收取基准保费，年度末多退少补。这使投保人能以更低成本享受保险服务，并降低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理论上相互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较稳，亏损时可依次动用盈余公积金、资本公积金，必要时减额赔付或借债补偿，后续用盈余偿还。股份保险公司则受保险合同约束，不能减额赔付或要求补缴保费。

（三）战后型保险系统的制度隐忧

战后型保险系统以保护业界、防范破绽、维护市场安定为目标，放弃市场定价机制，采用认可制行政，通过商品、费率、资金运用、销售等全面规制限制竞争。这虽带来稳定性，却导致系统非效率：保险公司丧失经营自主性，竞争转向渠道与规模利益，相互保险随之异化。

1. 民主治理溃败

社员数量达千万级，加剧“委托—代理”困境。管理层通过社员总代会制度架空民主决策，形成实质独裁。社员监督成本高、收益体量小，“搭便车心理”蔓延，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

2. 行政扭曲风险定价

“同一商品，同一价格”原则使相互保险与股份公司采用事前确定保费，价格竞争不完全，投保人被征收高于实际所需的表定保费。保险行政严格限制相互保险公司对投保人分红，多余资金滞留公司内部，相互保险优势难以发挥。

3. 融资受限

相互保险资金主要来自社员保费与外部借入，规模有限，留存收益、盈余票据、再保险等方式难以满足融资需求，内生发展受限。

三、日本相互保险的衰退：破产浪潮与体制成因

泡沫经济崩坏后，日本保险业在存亡危机中“打破刚兑”，转轨自由化以释放风险，却成为相互保险破产潮的导火索。大量相互保险公司转为股份公司，现仅余明治安田生命、住友生命、富国生命、朝日生命、日本生命5家相互保险公司，虽保留形式，但规模化发展使其相互保险特殊性逐渐“消亡”。

（一）破产浪潮与制度应对

1997—2001年，日本生命保险业经历破产潮，7家保险公司破产，占总份额10%以上。1997年大藏省对日产生命相互保险公司发出停业通知，开启破产潮序幕。随后东邦生命、第百生命、大正生命（股份）、千代田生命（相互）、协荣生命（股份）、东京生命（相互）相继破产。

破产主因在外部：经济环境剧变下利差损严重，生命保险业定价不充分。相互保险公司占多数，故破产主体以相互保险为多，但并非相互保险本身比股份公司更脆弱。

（二）衰退的体制成因

利差损与定价缺陷

泡沫破裂后长期利率骤降，寿险公司此前销售的高预定利率产品形成巨额利差损，相互保险因资金沉淀特性更易受冲击。

治理结构失效

民主治理名存实亡，管理层追逐规模与短期利益，忽视风险控制，社员监督缺位加剧风险累积。

行政规制僵化

费率与分红限制使相互保险无法灵活调整以应对市场变化，失去实费主义优势。

融资瓶颈

相互保险无法通过股权融资快速补充资本，面对巨额利差损与偿付能力压力，只能依赖借债或转为股份公司。

四、对我国相互保险发展的启示

（一）完善法律体系，填补制度空白

我国《保险法》对相互保险的规定过于简略，应借鉴日本经验，在《保险法》修订中增设相互保险专章，明确设立条件、治理结构、危机处置、组织形式转换、盈余分配、社员权利义务等核心规则，提升规范层级，减少监管套利空间。

（二）构建差异化发展路径

相互保险应发挥成员共治、利益普惠、长期资金沉淀优势，聚焦中低收入群体、特定行业或地域的风险保障需求，与股份保险公司形成互补，避免同质化竞争。

（三）优化治理与激励机制

防止“委托—代理”困境与内部人控制，可引入外部独立董事、第三方审计，建立社员参与的绩效考评与问责机制，降低监督成本，激励社员积极参与治理。

（四）灵活风险定价与分红机制

在监管框架下允许相互保险根据精算结果动态调整费率与分红，恢复实费主义优势，使投保人共享经营盈余，增强产品吸引力。

（五）拓宽融资渠道

探索发行相互保险专属债券、引入互助基金、与政策性金融机构合作等方式，缓解资金约束，提升抗风险能力。

（六）加强公众教育与认知培育

通过宣传相互保险的互助本质、普惠优势与成功案例，提升公众认知度与信任度，扩大参保面。

五、结语

日本相互保险从明治时期的萌芽，到战后依托政策与制度优势迅速繁荣，再到泡沫经济后陷入破产潮与衰退，其历程揭示了相互保险在制度供给、治理结构、风险定价、融资模式等方面的深层逻辑。我国相互保险目前尚处初级阶段，面临法律缺失、认知不足、融资梗阻等挑战。借鉴日本经验，我国应在《保险法》修订中系统构建相互保险制度框架，优化治理与激励机制，恢复实费主义与民主治理优势，拓宽融资渠道，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之路，使之真正成为完善风险治理体系、促进社会和谐与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