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不乏变革者。他们基本上都是依托少数精英对社会的改造，都未把唤醒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作为变革和革命的重点。在他们眼中，民众只是改造的对象，而不是推进改革和变革的动力，最终只能导致变革和革命一再失败。创业，从来不是一个风花雪月的故事，《苦难辉煌》讲述20世纪在世界东方，莫过于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龙、从百年沉沦到百年复兴这一历史命运的大落大起。在这一命运形成之初，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联共(布)与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这四大力量，以中国大地为舞台发生了猛烈碰撞。内外矛盾冲突空前尖锐，相互斗争局面极其复杂，各派力量的策略转换空前迅速;每一方的领袖和将领皆在较量中淋沥尽致地展现自己全部能量，从而在历史中留下深深的印痕。外部的围追堵截，内部的争论与妥协、以及不尽的跋涉、惊人的牺牲、大量的叛变，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经历了如此的地狱之火，带领中华民族探测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深度和时代宽度，最终完成了中国历史中最富史诗意义的壮举，中国革命也由此成为一只火中凤凰，从苦难走向辉煌。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不被看好的革命，不被看好的政党，不被看好的主义。中共一大：创始人“南陈北李”因工作繁忙未能参会，一大之后，13位代表中7位代表或脱党离党，或投敌叛变，4位壮烈牺牲。中国共产党所遭受的是世界政党史上前所未有的残酷境遇， 党内的领导人，像被割韭菜一样一茬一茬地被敌人消灭。周恩来曾感慨：“敌人可以在三五分钟内消灭我们的领袖，我们却无法在三五年内将他们造就出来。”全世界没有哪一个政党遭受过中共这般炼狱地火似的考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萧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领导人相继遇害。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者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指认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伴随中国革命的胜利，党后来的领袖都是无数牺牲者中的幸存者。他们的意志是由严酷的环境造就的。这种严酷、凶险的环境是难以想象的，苏俄也不能与我们相比。列宁被捕流放2次，托洛茨基被捕流放2次，布哈林被捕流放3次，加米涅夫被判处终生流放，斯大林被捕流放7次。但蒋介石的政治术语中，根本没有流放这个词，他的常用词是“见电立决”、“斩立决”、“立决”。正是中国革命的残酷性，大浪淘沙一般，淘汰率极高。当时背叛者比比皆是。

张国焘曾经和毛泽东一样都是中共极具领袖气质的人物。张国焘与毛泽东有很多相似点。两人都是青年知识分子。两个人都完成了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结合，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取得了农民出身将领的衷心拥护。而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也取得了农民出身将领的衷心拥护。两个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都卓有成效地创建和领导了两块最大的苏区。两个人都要走自己的道路，且都有一把刷子。1938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叛逃周恩来带着李克农追，一路从延安追到武汉，苦口婆心劝张国焘。但，他未回头。张国焘叛逃的时候距离中共胜利还有十一年。

1947年，张国焘任军统中将，是戴笠手下的特务。1947年至1948年，张国焘见中共即将获得全面胜利，立刻急于撇清与国民党的关系，成立第三党，他想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调和。但是大势已去，1949年，张国焘跑到香港，1976年死于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我一直想：张国焘最后的神志中，他是否记得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他骑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在十余骑警卫簇拥下飞驰两河口，毛泽东率领全体政治局委员走出三里路，立于蒙蒙细雨中恭候的情景？